1830年12月8日，在法国“七月革命”中扮演关键角色的议会自由派领袖邦雅曼·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与世长辞。维克多·雨果在其《见闻录》中如此赞誉：“他是那些罕见的能为其时代思想注入光彩与锋芒的人物之一，这些思想成为人民手中足以战胜一切军队的武器。”此时的贡斯当声望正达巅峰，被誉为“不屈不挠的自由战士”，享拉雪兹神父公墓（the Cemetery of Pere Lachaise）国葬之荣，送葬人群中更响起将其迁入先贤祠（Panthéon）的呼声。然而，他终究未能如后来的雨果般在万神殿永垂不朽，相反，自其逝世后的百余年间，声名一路下滑：昔日叱咤风云的英雄，竟沦为后世口中的“跳梁小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标签，莫过于同时代英国思想家杰里米·边沁的调侃：“反复无常的贡斯当”（inconstant Constant）。
尽管同属自由派阵营，边沁主张“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政府决策首要原则，而贡斯当则将捍卫个人权利置于首位，此乃功利主义与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碰撞。边沁对贡斯当的微词，一方面是对其极端个人主义的反驳，另一方面或许也是为另一位功利主义者威廉·戈德温抱不平。自1798年9月起，贡斯当着手翻译戈德温的名著《政治正义论》（An 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起初他满怀热忱，但随着翻译深入，对书中若干论点产生严重质疑。于是，他依据自己的理解对原文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增删：以原书第八篇“论所有权”为例，戈德温在此处猛烈抨击私人财产权，本是全书点睛之笔，而贡斯当向来视私有财产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天赋人权——道不同不相为谋，他索性将第八篇通篇舍弃不译。与贡斯当的诸多鸿篇巨制一样，这部译著最终“胎死腹中”，生前未能出版，其自负且任性的性格缺陷由此亦可见一斑。更令人不齿的是，贡斯当在此后的政论文写作中，随意征引《政治正义论》却不标明出处，仿佛经他一译，后者的著作权便尽归其所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主张，在此岂不显得自相矛盾？学界以“反复无常”斥之，确有其缘由。
相较于“外人”边沁的讥评，同时代法国文学批评家圣伯夫对贡斯当的诋毁无疑更具杀伤力。圣伯夫早年以雨果门徒自居，后因与雨果夫人有染而师徒反目。他率先将传记方法引入文学批评，提倡从作家生平入手解析作品主题思想及创作意图（普鲁斯特在《驳圣伯夫》中贬此论调为“机械论”），而他选中的剖析案例，正是被誉为“法国现代首部心理小说”的《阿道尔夫》（或称“女版《少年维特之烦恼》”）。圣伯夫将小说中勾引贵族情妇、始乱终弃的浪荡子直指为贡斯当本人，并运用“索隐派”手法，考证出小说女主形象由现实中几位“真人”组合而成：首先是著名女小说家沙里埃夫人（Isabelle de Charrière，比贡斯当年长近三十岁），其次是家境殷实的贵妇夏洛特·冯·哈登贝格（Charlotte von Hardenberg），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则是名动欧洲的斯塔尔夫人。
据圣伯夫研究，贡斯当一生风流韵事繁多，而上述三例意义尤为特殊：老成持重的沙里埃夫人通过传授小说技法，引领贡斯当走上文学道路；善解人意的夏洛特除提供情绪价值外，还多次在经济上对其施以援手（贡斯当生性嗜赌，时常债台高筑）；相较之下，人脉深广的斯塔尔夫人对其助力尤巨——正是她提携贡斯当步入政坛，使其得以凭借出众的口才与文笔施展政治抱负。圣伯夫毫不客气地指出，贡斯当本人不过是徒有其表、见异思迁的文艺青年，他能在政坛身居高位、风生水起，完全得益于“女性在其政治道路上的影响力”。从这一角度看，贡斯当堪称“娴熟操控性政治（sexual politics）”的行家里手。
同样，在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基佐等人眼中，贡斯当在情场上的朝三暮四，与其在政坛“变色龙”般的表现一脉相承。起初，他以激进共和派姿态出道，肩负维护大革命精神遗产之任，不久却被拿破仑收买，出任“保民官”；然而短短三年，因“言辞不当”触怒拿破仑，不仅丢官，还与斯塔尔夫人一同被流放；拿破仑远征莫斯科惨败后被迫退位，贡斯当拍手称快；及至“百日政变”拿破仑卷土重来，他又欣然以“帝师”自居，为修订帝国宪法修正案殚精竭虑——但其立场已悄然转变为立宪自由主义；最终，拿破仑滑铁卢战败被永久流放，路易十八“复位”，贡斯当的政治立场亦再度转向，衷心拥护君主立宪制。这样一个立场摇摆的“两面派”（duplicitous），缺乏政治定力，岂非史家笔下的反复小人？难怪铁杆保皇派夏多布里昂怒斥其缺乏“政治操守”——他从政的初心并非为天下苍生，而只为个人扬名立万。借用贡斯当本人日记中的说法，参政议政与他的“业余”文学创作一样，既能消闲遣兴，又能名利双收，何乐而不为？
值得一提的是，夏多布里昂对贡斯当的指责，主因固然是党派之争，却也掺杂个人意气：二人不仅是政敌，亦是情敌。1814年前后，贡斯当与斯塔尔夫人决裂后，不知是出于报复还是一时冲动，转而向斯塔尔夫人的闺蜜雷卡米埃夫人求爱——后者是当时法国公认的头号美人（有画家雅克-路易·大卫的著名肖像画为证），贡斯当遭拒后仍穷追不舍，而雷卡米埃夫人心如磐石，坚贞不屈（她后来与夏多布里昂厮守终生），贡斯当最终只得悻悻而去。这场轰动一时的求婚虽无疾而终，却给当事各方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心理创伤——风波甚至波及贡斯当与斯塔尔夫人的私生女阿尔贝蒂娜（Albertine，即日后大名鼎鼎的德·布罗伊公爵夫人），父亲的创伤性情绪投射，几乎贯穿了她的一生。
贡斯当一生经历两次婚姻，皆无子嗣，阿尔贝蒂娜的出生令他欣喜若狂，遂决心向斯塔尔夫人求婚。但几乎同时，他又对这一决定产生怀疑——阿尔贝蒂娜后来读到贡斯当此阶段的《私密日记》（Journaux intimes，部分内容以数字密码写成），对其人品更添鄙夷。贡斯当在日记中称自己当时心情矛盾沮丧至极——斯塔尔夫人的强势性格对他形成“威压”，没完没了的社交更“荒废”了他的写作：“我从未见过如此欲求无度（incessantly exacting）的女人，”他写道，“一个人的一生（每一分钟、每一小时、每一年）都必须听命于她。当她勃然大怒时，一切如同地震与台风交织的喧嚣。我们必须分开……”他坦承渴望摆脱她的支配性影响以及“被迫的额外（extra）性行为”，认为“这是我获得平静生活的唯一机会”，否则“会让我丧命或发疯”。在1805年10月3日的日记中，贡斯当满怀绝望地自问：世上“还有谁比他更犹豫不决”？他承认自己“是思想上的勇者、性格上的懦夫”，当时他的答案是计划一场“出逃”——通过外出旅行摆脱斯塔尔夫人的“永恒束缚”（éternel lien）。
贡斯当如愿踏上旅程，此行目的却非散心，而是与老情人夏洛特秘密成婚。他在日记中写道：“斯塔尔夫人的急躁、自私、自以为是，与夏洛特的平静、温柔、谦逊、低调形成鲜明对比，这反差让我对夏洛特的爱意倍增。”当然，除了温婉性格，“爱意倍增”的另一层原因是“她（夏洛特）出身名门，财产颇丰。我若与之结婚，便不会再像现在这样贫穷”。经过反复考量，贡斯当最终抉择：“我厌倦了那个用铁腕将我束缚十年的男人婆（L'hommefemme）”，毅然从科佩（Coppet）庄园出走。无独有偶，成年后的阿尔贝蒂娜解读了贡斯当的书信日记后，也做出了自己的抉择：一是销毁手头所有贡斯当与斯塔尔夫人的往来书信，二是动用家族在政坛和文坛的所有资源对贡斯当进行“清算”，将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平心而论，抛开各家刻意“抹黑”成分，贡斯当的私生活确实存在糜烂之处：行为反复、爱情纠葛不清、赌债似乎永难清偿——数十年间，他多次为爱决斗，又多次为情所困（有时甚至以服毒自杀相威胁），闹出不少笑话。美国作家丹尼斯·伍德（Dennis Wood）在《贡斯当传》（Benjamin Constant：A Biography，1993）中，援引当代精神分析学的临床研究，认为贡斯当的性格缺陷源于“童年创伤”：母亲在他出生数日后去世；父亲冷漠无情且贪慕虚荣，对儿子缺乏情感投入。贡斯当成年后，相较于妙龄女子，往往更倾慕年长女性，很大程度上是为寻求“安全感”与心理慰藉。但与此同时，他对自由的无限渴望又成为享受爱情的“羁绊”——这正是理解他爱的恐惧、逃避、终身抑郁及无法维持长期亲密关系的关键。
此外，考虑到贡斯当瑞士新教没落贵族的家庭背景，其自命不凡、随心所欲与狂放不羁的性格便不难理解。早年在爱丁堡大学求学时，他与小说家同学司各特等人加入“思辨俱乐部”，接受休谟、斯密的启蒙思想。在法国哲人中，他最推崇孟德斯鸠与孔多塞。流亡欧洲期间，他与歌德、席勒等文坛巨擘会面，相谈甚欢（后翻译席勒杰作《华伦斯坦》以表崇敬）。他平日以拜伦笔下的唐璜为偶像，实则终生追慕的理想人物是伏尔泰。正如瑞士洛桑大学比安卡玛丽亚·丰塔纳（Biancamaria Fontana）教授在《邦雅曼·贡斯当与后革命思维》（Benjamin Constant and the Post-Revolutionary Mind，1991）一书中所言，醇酒美妇、一掷千金、诱拐私奔、自杀决斗等疯狂之举，“是传统贵族教育的显著标志。虽然现代读者可能觉得充满冒险与浪漫色彩，但在当时并非特别古怪或不寻常”。这位思想史家认为，贡斯当一生真正异乎寻常之处，在于他在捍卫个人自由、对抗强权专制方面表现出的“令人惊奇的”（impressive）前后一致性，堪称“矢志不渝”（constant）。
作为《国富论》的信徒，贡斯当强烈抨击封建所有制，倡导工业所有制（即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他在《法兰西密涅瓦报》的一篇政论文中指出：“工业所有制改善了整个社会，堪称人类的立法者与庇护者。政府受益于学校，因工业本质上需要安全与保障；整个欧洲受益于工业，因取代征服精神的商业精神将对立仇恨化为竞争之心。”这是经济自由派一以贯之的主张，日后贡斯当在“古今自由”演讲中对此阐述更为明晰：古希腊人的自由重在参与政治（如广场投票），现代人的自由则重在保护隐私（如私室聚饮）——此即现代文明语境下的自由。他认为，“一个由商业与工业主导的……自由社会——可称之为资产阶级社会——应当接替以土地收益和战争实践为基础的贵族制文明。”长远来看，这个根植于自由的工业社会不取决于无产者或贵族，而取决于带来繁荣的“中间阶级”——换言之，孕育国家财富的不再是土地，而是工业。贡斯当的这一思想，后由同僚（同任保民官且同日被拿破仑解职）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中系统阐发。半个世纪后，卡尔·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将贡斯当、萨伊及基佐一同视为资产阶级“真正的解释者和代言人”（true interpreters and spokesmen），其缘由正在于此。
作为审慎的政治思想家，贡斯当对卢梭《社会契约论》（1762）中鼓吹的“公意（volonté générale）说”始终持怀疑态度，担忧其推广将产生“极其危险”的后果。因为在斯巴达式的社会中，每个成员都有权干涉他人生活，长此以往，个人空间被侵蚀，权利遭践踏，“多数的暴政”将泛滥成灾。此外，卢梭所谓的人民主权实为抽象权力——无法自动运用于现实社会，必假手于现实权力。如此，人民主权的实践便成了权力从全体人民转给少数代表，最终常落入独裁者之手（如“第一执政”拿破仑），且无人能制衡。贡斯当认为，“世上不应有不受限制的权力，无论是人民的权力，还是自称人民代表者的权力”。他以信奉绝对君主制的路易十五为例，证明权力一旦不受制约——国王可任意处置人民财产——必将导致国家与人民共同贫困。值得一提的是，拿破仑一向视卢梭为“隔代知己”，据说他在卢梭墓前感慨：“未来事态将表明，若我与卢梭从未在世，世界或许会更安宁。”
拿破仑延长执政任期后，贡斯当忧心忡忡。根据共和国宪章，法兰西立法权分属参政院、保民院、立法院、元老院四机构。四院虽各司其职，却对执政府毫无制衡力，形同虚设，法案生效与否仍取决于第一执政意志——贡斯当在演讲中戏称四院为“无害的玩具，供受过良好教育的儿童玩耍，而一切大事让波拿巴一人操心”，此言恰恰触犯拿破仑大忌。此外，他在演讲中还声称，若无保民官制度的独立性，便无社会和谐稳定，唯有奴役与沉默。他的观点是，“若权力在思想表达与精神活动方面设障，文明民族虽可暂靠继承成果生存，却难有观念更新，再生能力终将枯竭……在思想禁锢的民族中，一切都在沉沦、退化与堕落。”拿破仑闻讯勃然大怒，将贡斯当及其同党萨伊等人贬为“空谈家”“玄学家”，称“这些知识分子如衣服里的害虫，我要把他们甩掉”。随后，贡斯当等五人遭罢黜；不久，保民院编制亦被整体裁撤。
这并非贡斯当与拿破仑的首次“正面交锋”——早在1790年代拿破仑在巴黎崭露头角时，贡斯当便与斯塔尔夫人联手撰文，抨击其专制主义倾向——当然也非最后一次。斯塔尔夫人后来在自传《十年流亡记》中集中探讨拿破仑的“暴政艺术”：通过中央集权、等级制与军事化驯化民众。据御用喉舌《箴言报》所言，在英明的拿破仑领导下，民众无需独立思考，只需服从命令。与斯塔尔夫人相比，贡斯当的政见更具洞察力。他将拿破仑极权制度贬为“僭主政治”（usurpation）：“比绝对专制主义更可怕，因其盗用自由名义证明自身行为合法性。”诚如史家所言，贡斯当是最早把握“波拿巴主义”这一现代极权专制雏形本质的政治思想家——他一语道破：“拿破仑政权是法国绝对君主制传统与大革命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的畸形结合体。”
“僭主政治”中的僭主，指未经合法程序（通常借助武力）篡夺政权者。由于得国不正，僭主常处于“持久的挑战与敌对状态”，为维护统治，往往动用警察、监狱、镣铐乃至武装力量弹压民众。与传统君主制下顺位继承的君主不同，僭主需通过创建伟业证明合法性，对内“刻意营造新的伟大成就”（如拿破仑所言“必须每隔三个月给法国人新东西”）；对外则发动无休止战争，以胜利接受民众膜拜——尽管在贡斯当眼中，“那些单调的庆典、俗不可耐的颂词”不过是僭主的自我包装与奴性的自我展演，令人作呕。
更有甚者，僭主为彰显权威（唯恐被人民轻视），习惯发号施令，强推政策，甚至朝令夕改。如此，目无法纪、不守规矩、随心所欲、独断专行便成了僭主政治的显著特点。借用贡斯当在《征服的精神和僭主政治》中的说法：“在僭主政治中，每个篡权者都会不止二十次废除自己颁布的法律、破坏刚建立的规范，如无经验且无耐心的工人毁掉工具。”在这种政绩观主导下，虚假繁荣随处可见，带给国民的却是无尽灾难。当有人讴歌拿破仑夙兴夜寐、勤勉于公时，贡斯当疾呼：“我们宁要慵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