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中华书局副总编辑俞国林9月13日在上海大学清民诗文研究中心主办的“近三百年文学与文献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俞国林在会议现场发言
尊敬的寅彭先生、各位同道、主持人：
大家上午好！
非常荣幸能参与上海大学清民诗文研究中心主办的“近三百年文学与文献研讨会”。忆及六月十三日，培军兄发来研讨会邀请函，询问我是否能够参会。对于这一议题，我抱有浓厚兴趣，当时便回复表示，只要届时没有上级安排的任务，定会拨冗出席。
如今身兼出版工作，要专门抽出完整时间深入思考并撰写一篇有分量的文字，实属不易！——但即便如此，为了本次会议，我还是凭借多年陆续收集的资料，计划梳理清华国学院导师与助教合影中的一些细节。
八月二十九日，我通过微信向培军兄询问会议议程。九月七日，培军兄告知，安排我在开幕式上“致辞”，并评议一篇会议文章。由于当时正忙于审定两篇汇报文稿，同时还要整理四篇本月中下旬需汇报的会议材料，遂申请减免评议工作，幸得应允。之所以这样安排，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层原因：
从议程设置来看：本次会议未安排校方、院方、系方领导出席讲话，是一场纯粹的学术交流活动。寅彭先生代表高校，我则忝为媒体出版界代表，在三个半天的时间里，围绕二十四篇文章展开深入研讨与交流，学术情谊与个人友谊相互交融。这是第一层原因。
从参会人员构成来看：共有三十一位参会者，其中二十位来自高校，一位为图书馆研究员，十位来自媒体出版行业，非高校人员占比超过三分之一。这种由高校组织、却有如此高比例非高校人员参与的学术研讨会，实属罕见。学术研究成果最终需通过媒体出版得以传播，而从事媒体出版的人员也更需要深入高校学者的研究领域，双方可谓优势互补。换言之，在当今的媒体出版界，同样活跃着一支不可忽视的学术力量。这是第二层原因。
从会议主题设置来看：首先，“近三百年”是一个时间概念，它将中国十七、十八、十九世纪直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这一历史时期视为一个独立单元。这一概念虽非梁启超首创（王钟麒曾于一九〇六年在《申报》连载《近三百年学术变迁大势论》，相关考证可参见李文昌、林存阳《“近三百年”历史叙事：民国学者的清史书写》），但确实是经梁启超使用后才固定为一个“专有名词”。在此简要梳理几个关键时间节点：①梁启超于一九〇四年刊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八、九章，内容“起明亡以迄今日”，标题为《近世之学术》；②一九二〇年他撰写《清代学术概论》，此后又陆续发表《清初五大师学术梗概》《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清代政治与学术之交互的影响》等文；③一九二二年申报馆为纪念创刊五十周年推出“最近五十年”系列，梁启超撰写了《五十年来中国进化概论》；④一九二二年秋冬，他在东南大学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⑤一九二三年暑期，于南开学校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概略》；⑥同年九月，在清华学校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概略》的开篇，梁启超明确了“近三百年”的特定所指：
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来年，也可以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把最近三百年认做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单位，似还适当，所以定名为《近三百年学术概略》。
梁启超从中国学术思想史的演进脉络出发，将“近三百年”作为一个历史“时代单位”，从多个维度对明清之际至其撰写该书时的学术思潮进行了全面剖析。此后，顾颉刚《近三百年思想史》（1928，授课讲义）、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1930）、蒋维乔《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1932）、陈安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概论》（1934）、陈汝衡《近三百年中国民族思想之消长》（1934）、许造时《中国近三百年岁计表》（1936）、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37）、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1962）、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1983）等众多学者，均相继沿用“近三百年”这一概念来命名自己的著作。因此，本次会议主题中的“近三百年”概念，亦是沿用此传统，而非以当下时间点上溯计算。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其次，“文学与文献”是本次研讨的核心范畴，其中“文献”更是基础所在。“近三百年”间，学术发展先是由对王学的反思转向乾嘉朴学，“考证学”因此兴盛；而后又因西学东渐引发思想启蒙，“今文学”随之兴起。我们站在今日的视角审视“近三百年”，与站在百年前回望这一时期，既有共通之处，也存在差异。
如今的学者，案头有移动硬盘，联网即可获取海量基础文献，鼠标一点便能唾手可得。与此同时，稿本珍本的不断发掘、日记书信的陆续公布，帮助我们发现了诸多以讹传讹的根源与流变，厘清了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与脉络。例如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的“实证”与“冥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的“天地之故”与“人地之故”，以及书信中“夫君”与“家君”等用词差异，都曾引发相关论述。若非卢弼友朋书札专场拍卖的出现（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17迎春拍卖会“见字如面——卢弼友朋信札专场”），卢慎之的迂腐耿直、钱默存的诙谐调侃，又有谁能知晓呢？——当然，这也涉及到书信、日记等私密性文献的公布尺度问题。
今年是清华国学院成立一百周年。有一张广为流传的国学院导师合影，因不同的著录引发了三个问题：（一）中间站立者是陆维钊还是赵万里？此问题已得到解决（参见孟凡茂《陆维钊在清华国学院的任职时间考》、冯象《其志甚壮，其言甚哀》）。（二）拍摄的是全身照还是半身照？一九二六年《清华学报》刊登的是半身照，一九二七年《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收录的则是全身照，可知二者源自同一底片。（三）具体拍摄时间？根据赵元任日记记载，可知拍摄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日。我曾于二〇一九年二月十四日在朋友圈分享过相关发现，近来更是进一步细化了上述三个问题论述的文献依据。这便是第三层原因。——借此“致辞”机会，我将原本打算写成札记作为会议论文的结论，在此向各位宣读。
前排左起：李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后排左起：章昭煌、赵万里、梁廷灿（1925年12月10日）
当今时代，文献资料层出不穷，可谓“河出图，洛出书”，甚至出现“想什么来什么”的丰富局面。因此，对于文献真伪的考辨至关重要，不可或缺。文献的校订与研究工作，哪怕只是校正一个字、一个句读，或是发现一种新版本、一部新著作，只要能够解决以往未知、未定的问题，或提供新的解读视角与观点，便是文献研究工作的最大意义所在。
梁启超曾言：“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故欲觇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通观梁启超的相关论述，他热衷于探讨学术思想的“变迁”“蜕变”以及“变迁蜕变”的过程。
梁启超从清末步入民国，其人生经历中，政治与学术的相互影响，与清初时代有诸多相似之处，因此他也常提及“清初五大师”（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颜习斋、朱舜水）。他说：
这五位大师所处的时代情形，的确有许多和现代相同的地方。他们都是生于乱世，自己造成一派学说，想来引导当世的人。那末，就很像现在的中国，一方面国事紊乱到极点，一方面有一般人讲这个主义，谈那个学说，都是“异代同符”的。
这种“异代同符”的经历，使得梁启超在叙述前一段历史时，采用了“近三百年”这样一个“时代”概念，从而跳出了传统“断代”表述的局限。审视历史发展，既要追溯其“源”，更要了解其“流”，这正是追求学术思想的核心所在。
尽管学术风尚会随时代变迁，但学术服务于当代的精神，在历史叙事中洞察当下、服务现实，以及文献研究“以复古为解放”的目标，即贯通古今、经世致用，是我们应当始终坚守的。这种以文献为基础的坚持，就是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有九分材料不说十分话。梁启超在论述研究者应秉持的态度时强调：“断不容以己意丝毫增减古人之妍丑，尤不容以名实不相副之解释，致读者起幻蔽”（《先秦政治思想史》第三章《研究法及本书研究之范围》）。上海大学清民诗文研究中心成立二十余年，致力于编纂、校订“近三百年”以来的重要文学文献，引领并推动了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正如顾颉刚所言，是以“求真的精神，客观的态度，丰富的史料，博洽的论辩”来探求历史的真实面貌。
预祝“近三百年文学与文献学术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