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托伊奇塔（章静绘）
罗马尼亚艺术史学者维克多·斯托伊奇塔自20世纪90年代起活跃于欧洲学界，其法语著作融合后结构主义、符号学与图像人类学等多元视角，以深厚的语文学与图像学功底构建跨学科艺术史叙事。2025年，其代表作《画作的诞生：近代早期欧洲的元绘画》（1995）与《皮格马利翁效应》（2008）中文版正式出版，连同此前译介的《影子简史》，首次完整呈现这位学者的学术脉络。《画作的诞生》作为成名作，开创性运用结构分析与符号学方法，将15-16世纪欧洲绘画重新诠释为对视觉媒介自身属性的反思实践，在传统图像志与社会艺术史之外另辟蹊径，并关联宗教改革与艺术收藏体系等历史语境重构西欧绘画叙事。后期著作《皮格马利翁效应》则以古罗马雕塑神话为线索，跨越时空探讨雕塑与模型、原型与拟像的辩证关系，呼应阿比·瓦尔堡《记忆女神图集》的图像人类学构想。2025年夏季，《画作的诞生》译者通过邮件专访斯托伊奇塔，追溯其四十载学术生涯，揭示与欧洲学术先驱的思想对话，展望艺术史研究新路径。本次访谈系作者首次直接面向中文读者深度对话。
《画作的诞生：近代早期欧洲的元绘画》，[罗] 维克多·斯托伊奇塔著，钱文逸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丨六点图书，2025年1月版，576页，199.80元
您的学术研究以语文学、视觉分析与哲学思辨的融合著称，在正式进入艺术史领域前，哪些早期经历塑造了您的思想路径？
斯托伊奇塔：医生、艺术家与学者构成的家庭环境对我的成长影响深远。青年时期在罗马尼亚，我的兴趣集中在文学与哲学领域，曾一度憧憬水下考古事业——黑海（古罗马称为"好客之海"）的潜水经历令我着迷。因大学未开设相关专业，艺术史成为偶然的学术选择，这段心路历程在2014年出版的自传体小说《遗忘布加勒斯特》中有详细记述。真正的学术转折点是获得奖学金赴意大利深造，这个艺术遗产丰沛的国度与罗马的求学岁月，为我奠定了坚实的研究基础。
《遗忘布加勒斯特》法语版
当时主流艺术史研究难以满足我的学术期待，我始终保持对哲学、文学与宗教议题的关注。在晚期苏联政权时期，我有幸加入以海德格尔弟子康斯坦丁·诺伊卡为核心的青年学者群体，系统研习其私人学院的哲学与文学课程。这些跨学科训练虽未改变我对图像史的学术坚守，却深刻塑造了后续研究路径。1982年离开罗马尼亚后，我的学术生涯正式展开新篇。
康斯坦丁∙诺伊卡
《画作的诞生》《影子简史》《皮格马利翁效应》三部中译著作构成您学术思想的重要坐标，它们之间存在怎样的内在关联？作为首部专著，《画作的诞生》如何奠定您的研究范式？
斯托伊奇塔：所有著作都延续着共同的思想主线。1982年赴意大利深造期间，我结识了艺术史大家汉斯·贝尔廷，他以洪堡研究员身份将我引入慕尼黑大学艺术史研究所，尽管他常戏称我的研究取向"不拘一格"。《画作的诞生》正是在慕尼黑构思完成，恰逢贝尔廷撰写《图像与礼拜》的关键时期，我们通过联合授课深化思想交流。这部著作在历史分期上接续《图像与礼拜》的终点，在理论建构上形成对话关系，这种学术互动成为我学术成长的重要养分。
左：贝尔廷；右：贝尔廷著作《图像与礼拜》封面
您提及的另两部作品完成于我执教瑞士弗里堡大学期间。尽管采用跨历史叙事框架，但始终延续《画作的诞生》确立的近代早期艺术焦点，共同探讨艺术作品如何通过叙事结构二分实现自我反思。近年研究进一步拓展这一议题，通过皮格马利翁神话与影子意象的溯源，将论述从古典时期延伸至摄影、电影等新媒体领域，构建起更宏大的视觉文化谱系。
您的学术深受法德艺术理论滋养，作为继夏斯岱尔、达密施、马翰、阿拉斯之后的法语学术代表，如何看待上世纪末法语艺术史的黄金时代？您的研究与"巴黎学派"存在哪些思想对话与差异？
左：马翰；右：马翰著作《摧毁绘画》封面
斯托伊奇塔：路易·马翰对我的学术影响最为深远。虽非其正式弟子，我长期参与他在高等社科研究院主持的研讨班，其将思想史与图像语言分析融合的研究方法极具启发性。作为波尔罗亚尔逻辑学专家，马翰将符号学与结构主义视角引入艺术史研究，这与我70年代在罗马大学从切萨雷·布兰迪教授及结构主义思潮中习得的图像符号学形成理论共鸣。意大利符号学家翁贝托·埃科、奥马尔·卡拉布雷泽等学者后来均成为我的学术伙伴。
马翰的思想活力与德国学派的严谨方法形成鲜明对比，我促成他与贝尔廷的学术对话，两位学者共同成为我索邦大学国家博士论文（《画作的诞生》初版）答辩委员会成员。主席安德列·夏斯岱尔作为法国艺术史黄金时代代表，对这种德法学术交融颇有微词，但我在论文中特意致敬其"画中画"研究。与达密施仅有零星接触，但通过其著作深受启发；因年龄相近，与马翰弟子阿拉斯、迪迪-于贝尔曼结为挚友，从这个被称为"巴黎学派"的群体中，我学到将哲学议题融入艺术史分析的流动思维，尽管这种路径有时被批评忽视历史语境。相较之下，德语学界"艺术科学"传统虽方法论扎实，却需注入更多理论弹性，我的研究始终致力于调和这两种学术传统。
作为非母语写作者，您如何驾驭法语学术写作？这种语言媒介对您的思想表达产生哪些影响？
斯托伊奇塔：离开罗马尼亚后的文化语言迁移充满挑战，我很早就意识到彻底融入异文化的虚妄，拒绝刻意模仿法国学者的写作风格。意大利求学经历与西班牙家庭背景，使我的文化构成呈现"混合体"特征，美国访学经历进一步拓宽视野。选择法语写作源于幼年熏陶，这种在东欧广泛流通的语言在瑞士法语区教学中得以深化。
非母语写作迫使我更严谨地控制表达，虽不擅长法语文字游戏，却发现笛卡尔式的明晰文风同样具有学术价值。这种语言自觉让我的著作形成独特风格——既有法语哲学的思辨深度，又保持德语学术的逻辑严密，这种语言媒介的自觉选择，成为我学术表达的鲜明特征。
回忆录《遗忘布加勒斯特》荣获法兰西学院文学奖，哪些法语作家影响了您的写作实践？
斯托伊奇塔：福楼拜的《三故事》是我反复研读的范本，其对叙事节奏的把控堪称典范。20世纪作家中，塞利纳的《长夜行》《死缓》虽因政治立场争议不断，但其语言创新带来震撼阅读体验。瑞士作家尼古拉·布维耶的《世界之道》从自费出版到成为文学经典的历程，印证了真正的文学价值终将被认可。这些作品的共同特质——对语言的极致追求与思想的深度融合，持续滋养我的写作实践。
您与贝尔廷的学术友谊跨越四十载，《图像与礼拜》与《画作的诞生》的同期构思构成艺术史研究的经典对话，这种学术互动如何塑造您的图像人类学转向？
斯托伊奇塔：贝尔廷的《艺术史的终结？》最早启发我对学科根基的质疑，当时我正对艺术史研究现状深感失望，几乎准备转换研究领域。他的思想让我确信，通过方法论创新仍能开辟艺术史研究新路径。我们的学术友谊印证了歌德所谓的"选择性亲和"，尽管分属不同代际与文化背景，却形成深刻的思想共鸣。
《图像与礼拜》与《画作的诞生》的对话关系体现在理论建构与历史叙事的双重维度。我至今记得将初稿从慕尼黑寄往纽约访学的贝尔廷时的激动，他的回信不仅带来学术肯定，更帮助我明确研究方向。移居瑞士后，我们虽各自拓展研究领域，但思想互动从未中断。《皮格马利翁效应》中"图像-身体"概念的探讨，与贝尔廷的"图像-媒介-身体"三元组形成理论呼应；近年《他者的图像》与《佛罗伦萨与巴格达》共同探索跨文化艺术对话，这种持续四十年的学术对话，证明真正的思想友谊能够跨越时空限制。
从圣路加画圣母到布塔德斯捕捉影子，您的著作始终围绕图像起源神话展开，这些奠基性叙事如何支撑您的图像人类学建构？
戴里克·布兹，《圣路加描画圣母圣子图》，十五世纪，油画
约瑟夫·本诺瓦·苏维，《素描艺术的发明》，1791年，油画
斯托伊奇塔：皮格马利翁、布塔德斯、圣路加等图像创始神话，始终是我探索"图像"与"艺术品"边界的思想媒介。研究通常始于理论问题，但一旦聚焦特定议题，相关图像界域会自然浮现，验证问题的学术价值。《皮格马利翁效应》以"拟像"概念为核心，这个源自柏拉图、卢克莱修，经德勒兹、鲍德里亚发展的理论工具，帮助我重新解读西方艺术中的再现传统。
对艺术家"天才"神话的形成过程——从普林尼到瓦萨里的艺术文献，再到浪漫主义时期的观念演变，我在巴尔扎克、佐拉相关小说研究中有所涉及。最新著作《制造梦境》转向艺术创作与梦境幻象的关联，虽借鉴弗洛伊德、容格理论，却刻意规避图像精神分析陷阱，通过笛卡尔梦境与"我思"哲学的平行分析，揭示图像创造的认知维度。这种从神话叙事到哲学思辨的研究路径，构成我的图像人类学方法论特色。
贡布里希在《艺术与错觉》中同样探讨皮格马利翁神话，您的解读与之有何根本差异？
斯托伊奇塔：贡布里希将皮格马利翁神话简化为"完美摹仿"案例，忽视奥维德叙事的深层意涵，将其降格为"情色小小说"。实则正是故事的爱欲维度，使皮格马利翁成为拟像的创始象征——拟像作为纯粹"在场"而非"再现"的存在，彻底超越技术摹仿范畴。贡布里希将雕像活化归因于神灵干预（"女神将冰冷的象牙转化为活生生的肢体"），而我通过拉丁原文的语文学细读发现，奥维德叙事揭示了艺术与巫术、技艺的复杂对话，这才是拟像历史的核心议题。
从《画作的诞生》的单一媒介研究到《皮格马利翁效应》的跨媒介分析，这种方法论转变如何呼应图像人类学的理论发展？展览实践对您的学术研究产生哪些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