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复旦大学历史学科创建一百周年，《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特别推出"复旦史学百年"专栏，专题刊发关于谭其骧、顾颉刚、杨宽、章巽、耿淡如等史学大师的深度研究文章。这些学术先驱不仅奠定了复旦史学的学科根基，更引领了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的新风向。专栏文章将聚焦特定学术议题，系统梳理大师们的学术贡献与思想脉络，以此彰显复旦史学的优良传统，为当代史学研究者提供借鉴与启示。
顾颉刚作为中国现代史学界的泰斗级人物，既是"古史辨"学派的开创者，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他的教学生涯遍及燕京大学、中央大学、齐鲁大学等知名学府，培养出谭其骧、童书业等一批史学名家。近年来，随着《顾颉刚日记》《顾颉刚书信集》等文献的陆续刊布，这位史学大师在动荡年代的生活轨迹与心路历程逐渐清晰。结合复旦大学档案馆与上海市档案馆的馆藏史料，我们得以重新审视顾颉刚与复旦大学之间跨越数十年的学术交集。
顾颉刚（1893—1980）
一、抗战时期任教复旦史地系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顾颉刚辗转内迁至重庆。1941年11月，他接受中央大学校长顾孟余邀请，担任该校兼任教授，同时还肩负《文史杂志》社副社长与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的工作。（顾潮：《顾颉刚年谱》）1942年3月，复旦大学代理校长吴南轩首次向顾颉刚发出聘书，聘请其担任文学院史地学系兼任教授（复旦大学档案馆藏聘书），但此次聘任未能实现。（复旦大学档案馆藏《国立复旦大学三十一年度第二学期专兼任教员名册》）数月后，吴南轩亲自登门，提出聘请顾颉刚出任文学院长兼史地系主任的邀请，被顾颉刚当场婉拒。（《顾颉刚日记》第4册）不久，校方再次寄发聘书，明确任期为1942年8月至1943年7月，每周授课6小时，月薪480元国币。（复旦大学档案馆藏聘书）
针对这次聘任，顾颉刚复信详述四项婉拒理由：首先，已承诺顾孟余担任中央大学专任教授，"刚已无自由决定之权。若告之骝先（朱家骅）先生，则兼职中大已逾分矣，况兼贵校之文学院长与系主任，其能许乎！"其次，复旦大学北碚校址与中央大学、《文史杂志》社及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距离过远；第三，举家搬迁费用过高；最后，精力有限难以兼顾。当时顾颉刚还负责中央大学出版部事务，"若更欲其兼任贵校之院长与系主任，则必于短时期中力竭而踣矣"。（《顾颉刚书信集》第3卷）这段史料表明，顾颉刚最初未接受复旦聘任，主要由于中央大学等三处职务繁忙，且居住地柏溪与复旦校址相距遥远。
当时顾颉刚的生活面临多重困境，繁重的工作、频繁的应酬、高昂的生活开支以及重庆湿热的气候，都让他感到疲惫不堪。这些困难贯穿了他在重庆的整个时期。更为棘手的是，他向中央大学提交的多项经费申请均被陈果夫扣压。（《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此事令顾颉刚极为愤慨，随即宣布辞职。离开中央大学后，顾颉刚陷入经济困境，仅靠《文史杂志》社和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的薪水难以维持家用。为缓解生计压力，他开始寻求新的工作机会。在北碚期间，顾颉刚结识了亚光舆地学社创始人金擎宇，当时该社在北碚设有制图社，金擎宇邀请顾颉刚担任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社长。恰逢顾颉刚刚经历丧妻之痛，认为柏溪医疗条件有限，也希望离开这个伤心地，加之金氏兄弟筹备的大中国图书公司愿为其投入20万元股份（《大中国图书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名簿，上海市档案馆藏），顾颉刚最终决定举家迁往北碚。这次搬迁缩短了与复旦大学的距离，面对校方再次邀请，顾颉刚表示"既来北碚，则复大之招邀不能不应，故允上课两小时"（《顾颉刚书信集》第3卷），自1944年2月起正式担任复旦大学史地系教授，每周授课9小时，月薪520元。（复旦大学档案馆藏聘书）
顾颉刚在复旦开设的第一门课程是"史记研究"，每周3小时，从1944年3月持续至6月。同年9月起，他又新增"春秋史"和"历史地理"两门课程，前者每周1堂，后者每周2堂，均安排在同一天授课，持续两个学期至1945年6月底。1945年9月，他再添"方志实习"与"沿革地理"课程。（《顾颉刚日记》第5册）
任教期间，顾颉刚因身兼数职工作繁忙，无法推进心心念念的《中国通史》编纂计划，这让他深感苦恼并萌生退意，这与其在学术研究上的"事业心"密切相关。顾颉刚的学术事业心表现为对"学术社会"的贡献，致力于完成既定研究计划。为此，他争分夺秒投入研究，痛感各类事务性工作占用过多时间。早在燕京大学任教时，他就提出"不办事、不教书"的主张，希望能专心读书写作。（李周峰：《良禽择木而栖：顾颉刚与燕京大学》）他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也写道："在学问兴趣极浓厚的时候，我怎能再为他人分去时间"，并感慨学堂求学、社会工作和人际交往占用太多精力，坦言："所以我常对人说：'你们可怜了我吧！你们再不要教我做事情吧！我就是没有一丝一毫的职务，我自己的事情已经是忙不过来的了！'"（《〈古史辨〉自序》）
顾颉刚编纂《中国通史》的计划，蕴含着激发民族意识的深意。一方面，他通过通俗读物编刊社出版以人物和时代为中心的通俗历史读物；另一方面，延续《禹贡》半月刊的学术旨趣，搜集资料编纂中华民族通史。遗憾的是，这两项计划都因战争爆发而中断，成为他毕生牵挂的"未竟志业"。（李长银：《未竟的志业：顾颉刚与中国通史编纂》）
复旦大学档案馆藏顾颉刚聘书
二、1946年底短暂回归复旦
1946年1月，顾颉刚离开重庆前往北平。在北平期间，他除了寻回旧籍、拜访故友外，还计划"于短期内使《禹贡》复刊"。当时他观察到"听说研究学术的老朋友都作了'商人'，不外是受生活压迫，想来不能不算是学术界的大问题"。（《顾颉刚抵平》，《文汇报》1946年2月18日，第2版）这段记载揭示了战后知识分子依然面临的经济困境。当时有报道称，复旦大学教授为筹措回迁资金，甚至不得不摆地摊售卖日用品。（《大学教授摆地摊》，《文汇报》1946年1月23日，第4版）回迁上海后，大学教授的生活状况并未改善，由于物价飞涨，国立大学教授曾通过罢教表达抗议，私立大学教授也纷纷集会要求提高薪资。（《要求改善待遇，国大教授罢教》，《文汇报》1946年4月10日，第2版）
回到上海后，顾颉刚的生活依然拮据。据《王伯祥日记》记载，顾颉刚曾致函王伯祥预支版税，"知日内即为其先公及殷氏夫人茔葬，并为其嗣子结婚，询开明有无版税可取"，数日后"颉刚来，为假百万，贷之"。（《王伯祥日记》第9册）这段记录反映出，当时顾颉刚连婚丧嫁娶等家庭开支都难以负担。在此期间，他开始担任大中国图书局总经理，同时兼任编辑部主任。
在上海期间，顾颉刚于1946年底短暂回到复旦大学，开设"中国史学名著选读"和"商周史"两门课程。这两门课的课时安排相当密集，顾颉刚曾自述："我这回到复旦，是用一星期功夫上五星期的课，就是平均每天上五小时的课，这是我从前没有过的"。（《顾颉刚书信集》第5卷）其中，"中国史学名著选读"课程有12名学生选修，内容涵盖《左传》概况、刘歆表章《左传》之经过、《左传》原本及其改造、《春秋》中之阙文阙事、《竹书纪年》《公羊》《谷梁》等专题；"商周史"课程有11名学生选修，讲授商周史料纲要、《尚书》《诗经》中的商周史料、金文、甲骨文及商周时代史实等内容。（《顾颉刚日记》第5册）这次授课虽仅持续到1947年初，时间不长，但课程进度紧凑、内容充实。
授课不久，顾颉刚便感到压力巨大。他在家信中提到自己身兼五个"二"："两个学校：复旦大学、国立社教学院；两个政治机构：国民参政会、国民大会；两个人民团体：中国边疆学会、民众读物社；两个书局：文通书局、大中国图书局；两个副刊：上海《益世报》、天津《民国日报》"，并抱怨"有这十个机关逼着我，我焉得不忙呢？"（《顾颉刚书信集》第5卷）为此，他向复旦大学提出由上海市立博物馆编辑童书业代课的请求。（《顾颉刚书信集》第3卷）校长章益得知后表示不满，驳回了这一请求。
综合上述史实可以看出，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的顾颉刚异常忙碌，他同时在复旦大学、国立社教学院、国民大会、中国边疆学会、大中国图书局等处兼职，这种状况既是出于公共服务的热忱，也是为维持生计的无奈之举。尽管由于种种原因授课时间较短，但顾颉刚在复旦开设的"中国史学名著选读"和"商周史"两门课程内容丰富，选课学生众多，课程完成质量很高。然而，过多的兼职和巨大的工作压力最终迫使顾颉刚辞职，未能在复旦大学延续其教学事业。
北碚的复旦大学校址（图片来自"北碚发布"）
三、1952年受聘复旦大学兼任教授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新政权面临百废待兴的局面，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诸多社会问题尚未解决，加之国民党空军对上海的持续轰炸，民众生活依然艰难。当时因人民币兑换金圆券后物价波动，工资购买力大幅下降，顾颉刚的生活也陷入困境。在此背景下，他接到诚明文学院的聘书，"在此干枯境界中，遂应之"，开设"目录学"和"春秋左传"课程。（《顾颉刚年谱》）尽管获得新的教职，顾颉刚仍感不安："然大中国前途甚可虑，如我仅靠诚明吃饭，而诚明之钱又不够我吃饭者将奈何"。（《顾颉刚日记》第6册）他一方面担心自己若疏离大中国图书局会影响其发展，另一方面又忧虑诚明文学院的薪资不足以维持生计。此时的顾颉刚陷入责任感与生计需求的双重焦虑，明知兼职过多可能导致过劳，却不得不为家庭责任和学术事业勉力支撑。
与此同时，山东大学和复旦大学都向顾颉刚发出了任教邀请。青岛解放后，接管山东大学的罗竹风（顾颉刚在北大时的学生）与赵纪彬、杨拱宸共同邀请顾颉刚前往任教。顾颉刚以书籍古物难以搬运、家眷随行困难为由，"敬向诸位诚恳要求，许我迟一年来"。（《顾颉刚书信集》第3卷）10月14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胡厚宣拜访顾颉刚，代表学校邀请其任教，教务长周谷城也多次出面延揽。顾颉刚顾虑"予现任大中国及诚明职，不为人所注目，亦足苟安。若任职复旦，则众目所集，将使予生活不得安宁矣"，最终婉言谢绝。随后他接受震旦大学邀请，开设"专书研究"和"考证学"课程，每周授课四小时。（《震旦大学教职员工名册（六）》，上海市档案馆藏）顾颉刚选择震旦而婉拒复旦，有一个现实考量：当时震旦大学位于徐汇区，而复旦大学地处江湾，从武康路乘公交车前往复旦上课，单程通勤时间需三小时，非其体力所能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