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德国首都柏林的柏林画廊（Berlinische Galerie Museum für Moderne Kunst），作为柏林国家博物馆体系下的重要艺术机构，专注于收藏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末的德国现代艺术珍品。近日，笔者有幸探访该馆举办的最新特展“自我的演出：玛尔塔·费茨摄影展”，并独家专访了馆长托马斯·科勒（Thomas Köhler），深入了解这位被历史尘封的摄影大师。
展览中，那些距今约百年的珍贵胶片摄影作品，宛如发掘出的艺术宝藏，令人叹为观止。微小的胶片尺寸，泛黄的黑白影像，将观者瞬间带回那个风云变幻的魏玛共和国时代的柏林，开启一段奇妙的时光之旅。
费茨，《无题》，1927年 图 Berlinische Galerie
今年恰逢柏林画廊建馆50周年，“费茨摄影展”作为馆庆重磅纪念展，旨在通过重新发掘这位曾被遗忘的艺术天才，丰富公众对德国现代摄影史的认知。尽管创作于一个世纪前，费茨的摄影作品其艺术理念与表现手法却极具前瞻性。如今风靡全球的自拍、角色扮演（Cosplay）、时尚大片拍摄以及借位摆拍等创意形式，早在百年前便已被这位德国摄影师娴熟运用。其作品中精妙的构图与大胆的艺术巧思，即便在数码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依然散发着令人难以企及的艺术魅力。
然而，令人扼腕的是，这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其摄影创作生涯在32岁便戛然而止。在随后长达60年的岁月里，这位杰出的摄影师只能以“美术老师”的身份默默耕耘，并投身于慈善事业，成为人们口中“德国好人”，其艺术天赋被彻底埋没。纳粹的铁蹄与残酷的战争，并非史书上冰冷的文字，而是实实在在压垮费茨艺术生命的重负。她被埋没的才华，正是德国艺术史上一段悲壮的缩影：许多优秀的艺术并非因不够出色而不被看见，而是被历史与民族的悲剧所笼罩，有时甚至正因过于美好而惨遭摧残。但历史的奇妙之处也在于其无常：正是这种无常，让费茨的摄影作品一度被掩埋；也正是这种无常，使得她的作品在多年后得以奇迹般重现，为德国艺术的传承带来了希望的曙光。
魏玛德国影像：私人内省与社会洞察
七月的一个雨天，笔者来到坐落于柏林克罗伊茨贝格区（Kreuzberg）的柏林画廊。35年前，这里还是被柏林墙环绕的“西柏林”区域，如今已成为柏林最具活力的文化艺术中心之一。柏林画廊于1975年在此落户。
展览现场 图 Berlinische Galerie
当被问及为何专注于收藏现代艺术时，馆长托马斯·科勒幽默地表示：“我们的展厅空间有限，无法容纳所有当代艺术作品。”他进一步解释道，19世纪中下旬至20世纪末的这150年，是德国历史上风云变幻的重要阶段，其间发生的社会变革与历史事件，对德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德国在这一时期的经历，其丰富性与复杂性或许相当于其他国家上千年的变迁。
希尔斯多夫（Jacob Hilsdorf）为新艺术运动代表慕特修斯（Anna-Muthesius）拍的肖像照，1911年 图 Berlinische Galerie
“请勿被建筑的外观所误导，”托马斯馆长补充道。与许多以宏伟建筑闻名的美术馆不同，柏林画廊的建筑风格朴素无华，彰显着典型的德式实用主义精神。“我们的空间或许并不完美，但这种不完美恰恰是我们的优势，”托马斯强调，“我们致力于在有限的物理空间内，诠释艺术的无限可能与深邃内涵。”
德国人的严谨特质，在笔者步入“费茨摄影展”展厅时得到了充分印证。德国艺术似乎向来不热衷于表面化的宣传，而是将最核心、最精华的部分呈现给观众，凭借其绝美的内在魅力吸引观者驻足。在以莫兰迪色系为主调的展览空间里，那些距今百年的胶片摄影作品，再次给笔者带来了“发掘宝藏”般的惊喜体验。微小的胶片之上，泛黄的黑白影像仿佛具有魔力，引领笔者穿越时空，走进了那个充满魅力与动荡的魏玛共和国时代的柏林。
费茨，《自拍照》，1927年 图 Berlinische Galerie
“是不是让你想起了辛迪·舍曼？”托马斯馆长问道。笔者认为，或许顺序应该颠倒过来，是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的作品让人联想到了这位德国摄影先驱。被誉为“最贵摄影师”的美国艺术家辛迪·舍曼，常被当代艺术界视为自拍艺术的鼻祖——这其实是当代艺术对艺术史的一种误读。由于费茨等早期摄影师的才华被长期埋没，公众才误以为自拍艺术诞生于近代。在当今这个名气与价格主导的艺术市场中，人们很容易将“最贵”与“鼻祖”画上等号，从而忽略了真正的艺术先驱。
尽管未曾在包豪斯（Bauhaus）学校深造，费茨的作品却洋溢着浓郁的包豪斯精神。1901年，费茨出生于现今波兰境内，曾在柏林装饰艺术博物馆学习设计，后又进入Lutz Kloss摄影工作室研习摄影技艺。1927年，26岁的费茨作为一名独立女性，在柏林开设了属于自己的摄影工作室。在动荡不安却又文化繁荣的“柏林黄金二十年代”（Goldene Zwanziger），她创作了一系列融合自我扮演、人体艺术、舞蹈元素与实验手法的摄影作品集。在这些作品中，她既是摄影师，又是导演，更是自己镜头下的主角与模特。
费茨与哈尔克，《自拍像》，1927年 图 Berlinische Galerie
费茨自信地驾驭着相机，以幽默而略带讽刺的手法，刻画了魏玛共和国时期女性的多元形象，彻底颠覆了传统女性角色的刻板印象。她与摄影师海因茨·哈杰克·哈尔克（Heinz Hajek Halke）携手合作，巧妙运用失真、双重曝光及光影效果，将面具、戏剧化姿势与怪诞元素融为一体，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孤独、酗酒等问题，形成了极具社会现实主义风格的摄影作品，让观者得以洞察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社会百态。
费茨的前卫创作，最终也为她带来了类似包豪斯艺术家的命运：被纳粹政权封禁。“纳粹上台后，她的摄影作品被贴上‘堕落艺术’的标签，遭到禁止展出的厄运，这对一位摄影师而言无疑是致命的打击，从此她便彻底告别了商业摄影领域。”托马斯馆长介绍道。此次“费茨摄影展”中令人叹为观止的摄影作品，大多创作于1927年前后。1943年，费茨位于柏林的工作室在战火中毁于一旦，幸存的作品寥寥无几。
费茨，《罂粟花》（Mohn），水彩，1942年 图 Berlinische Galerie
32岁之后的费茨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托马斯馆长带领笔者来到摄影展的最后一个展厅，揭晓了答案：“她转行成为了一名水彩画教师。”凝视着展厅墙上悬挂的一幅幅水彩作品，笔者仿佛置身于一个由大丽花、百合、玫瑰、兰花和罂粟等花卉构成的植物园。在生命的最后60年里，费茨创作了约6000幅水彩画，这些作品如同植物学标本般散发着古典主义的优雅光泽，与她大胆前卫的摄影作品风格迥异，仿佛出自两人之手。画中的植物是如此“顺从”，宛如一群不折不扣的“良民”，温顺、懂事，毫无怨言。
面对生活的沉重打击，适时向现实低头，选择一份安稳的职业以求自保，这样的选择或许无可厚非？但这种假设无疑是对费茨艺术灵魂的低估。当笔者近距离欣赏这些水彩画时，才发现植物已然成为她新的“人体模特”，其姿态比真人更具灵动的美感。费茨早期的人体摄影作品中，人体线条便带有植物根茎般的蜿蜒曲线，服装的褶皱在镜头下宛如绽放的花瓣。在无法继续摄影创作的岁月里，费茨从植物身上找到了新的艺术寄托。
柏林1920：伪装、模仿与Cosplay的视觉盛宴
魏玛德国，指的是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至1933年纳粹上台之间的15年，这是一个夹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特殊历史时期。彼时的德国社会动荡不安，犯罪率居高不下，呈现出光怪陆离的社会景象。“一切价值观都发生了扭曲，不仅物质世界，连国家法令也遭到嘲讽，没有一种道德规范能够得到尊重，”斯蒂芬·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曾如此描述，“柏林俨然成了世界的巴比伦。”
舞厅（Kabarett）文化在魏玛德国蓬勃发展，成为当时人们寻求慰藉、逃避现实的重要娱乐场所。作家克劳斯·曼（Klaus Mann）在《转折点》中写道：“德国首都在呼喊，我是巴比伦，是城市怪物，拥有最喧闹罪恶的夜生活。不要错过这天下无双的演出，那是普鲁士节奏下的索多玛与蛾摩拉，柏林充斥着美艳的腐化。”
1920年代柏林舞厅
费茨，《舞者》 图 Berlinische Galerie
Kabarett歌舞表演是魏玛德国最具代表性的娱乐形式之一，其显著特点是融入尖锐的政治讽刺与黑色幽默，几乎完全致力于探讨严肃的政治社会议题，通过愤世嫉俗的讽刺技巧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
费茨的人体摄影作品深受柏林舞厅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前卫现代舞的启发，特别是1925年黑人舞者约瑟芬·贝克（Joseph Baker）在柏林表演的“香蕉舞”，引发了广泛关注。费茨的舞台表演摄影作品，特别注重服饰与身体运动的结合，不仅精准捕捉了舞者富有表现力的姿态，还生动刻画了当时的服饰潮流与造型风格。
费茨自拍像，1927年 图 Berlinische Galerie
通过身着拜占庭风格的服饰，费茨模仿并扮演各种角色，堪称早期Cosplay摄影的先驱之一。她巧妙地将白色蕾丝镂空元素与斑驳光影相结合，营造出独特的视觉效果。她时而身着查尔斯顿舞裙，时而换上迷人礼服，搭配标志性的竖波波头或各式假发，用斑驳的面纱将面庞神秘地遮掩，五官在面纱与光影的交错下若隐若现。她通过这些精心构思的照片，深入探索了隐藏与暴露、伪装与身份之间的微妙张力，俏皮地在不同女性气质与风格之间自如切换。
费茨，《自拍照》，1927年 图 Berlinische Galeri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