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复旦大学历史学科创建一百周年，澎湃新闻特别策划“复旦史学百年”专栏，深度聚焦谭其骧、顾颉刚、杨宽、章巽、耿淡如等史学大师的学术成就。他们不仅是复旦史学的奠基者，更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范式的开拓者。专栏文章以专题研究为切入点，系统梳理大师们的学术贡献与思想脉络，旨在传承复旦史学深厚传统，为当代史学研究提供镜鉴与启示。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全八册）
1970年代后期，谭其骧（左二）与历史地理研究室同事研讨《中国历史地图集》修订工作
本文从四个维度解析谭其骧先生主持编纂《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全过程及其学术价值：一、编纂工程的缘起与筹备；二、重大学术理论难题的突破与编绘工作的全面推进；三、秉持学术良知、坚守历史真实的编纂实践；四、地图集的学术贡献与时代局限。
一、编纂工程的缘起与筹备
《中国历史地图集》系统呈现了自原始社会至清末中国疆域政区的演变轨迹，堪称中国历史地图学的巅峰之作，被誉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里程碑成果。其编纂构想始于1954年，毛泽东主席在研读《资治通鉴》时，深感缺乏详尽历史地图辅助研读的不便。当时已有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亚新地学社版历史地图，因图幅狭小、内容简略、地名缺失，难以满足学术研究需求。吴晗先生遂向毛主席举荐杨守敬主编的《历代舆地图》，该图集虽内容详实、采用朱墨套印古今对照，但存在携带与查阅不便的缺陷。据此，吴晗提议以1954年最新地图为底图，移植《历代舆地图》古地名并采用现代制图技术重编，获毛主席批准。
随后，“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工作委员会”（简称“杨图委员会”）正式成立，由范文澜、吴晗领衔，集合尹达、侯外庐、翦伯赞等学界权威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办公机构设于中国科学院学部。吴晗力荐挚友、历史地理学专家谭其骧主持具体工作。谭其骧时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与顾颉刚共创禹贡学会，历任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学术积淀深厚。1955年初，经中国科学院协调，谭其骧借调至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专项负责此项工作，初期计划工期一年。
实践中，谭其骧发现编纂难度远超预期：杨图底图采用同治年间《大清一统舆图》，与1954年现代地图在地形地貌上差异巨大，古地名需逐一重新考订今地坐标方可上图，一年工期根本无法完成。1956年底谭其骧返沪前，经尹达推荐，邹逸麟、王文楚两位学者留任助手，为后续上海编绘工作奠定基础。
二、重大学术理论难题的突破与编绘工作的全面推进
上海编绘工作组初期为独立建制，由新华地图社（后更名地图出版社）租赁苏州河滨河大楼作为工作驻地，计划最终由该社出版。核心团队包括谭其骧、中西交通史专家章巽，以及吴应寿、王文楚、邹逸麟等学者及绘图人员。1957年工作组划归复旦大学历史系管理，1958年学校党委为强化力量，抽调历史系三年级10名学生及1名青年教师加入；为建设历史地理学科，1959年正式成立历史地理研究室，拟开设本科专业，并于1959-1960年间从华东师大、中山大学、西北大学引进十余名地理系毕业生充实教学科研力量。1962年因编图任务繁重，本科专业暂缓招生，这批青年学者全部投入地图集编纂，团队规模扩展至二十余人。
1959年起，编纂方针发生根本性调整，直接动因是中苏、中印边界争端引发的学术争议。当时国际学界存在歪曲中国历史疆域的论调，将长城以外的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区排除于传统中国版图。“杨图委员会”与谭其骧经深入研讨，认为必须突破原“重编改绘”框架：其一，杨图仅绘制中原王朝直属疆域且时有残缺，而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政权及活动区域应纳入历史疆域范畴；其二，杨图未涵盖清代，现代编纂需完整呈现至清末；其三，同治《大清一统舆图》与近代测绘地图差异显著，简单移植地名必然导致误差，需重新考证所有地理要素；其四，杨图缺乏统一断代标准，不同时期地名混杂，不符合现代地图科学性要求。
在解决上述共识性问题后，“历史上中国疆域范围”成为核心争议点。当时形成两种方案：一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疆域为界，但此方案将否定1840年后割让领土的历史归属；二是以历代中原王朝疆域为限，然此说无法涵盖西藏（元朝正式纳入）、黑龙江流域等地区。谭其骧在《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中提出突破性观点：应以1840年前清朝乾隆年间确定的疆域为历史中国范围。其核心论据是：清代乾隆时期疆域是中国数千年民族融合的自然结果，封闭性地理环境（北有蒙古高原、西为青藏高原、东临太平洋）孕育的西北干旱半干旱区、青藏高原高寒区、东部季风区三大自然带，对应游牧、农耕、采集游耕三大经济区，历经匈奴、突厥、契丹等民族政权的碰撞融合，最终形成清代疆域格局，这一过程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轨迹。此观点经学术界充分讨论后达成共识，并明确区分“历史上的中国”与“中原王朝”两个概念。
理论突破后，1962年编纂工作进入全新阶段：一是增补杨图缺失的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地图，如匈奴、突厥、吐蕃、南诏、大理等，并新增原始社会、夏商周及清代图组；二是确立各朝代标准年代（如唐开元二十九年），确保行政建制的时空准确性；三是委托国家测绘总局更新底图，前后历经四次迭代，保障制图科学性；四是扩展内容涵盖历史时期主要山川、湖泊、海岸线，依据最新考古成果修订，为此从历史所抽调人员，并邀请中央民族学院傅乐焕（东北部分）、南京大学韩儒林（蒙古地区）、冯家升（西北地区）、王忠（西藏地区）、云南大学方国瑜（云南地区）等专家参与。项目名称正式变更为《中国历史地图集》。
经过1962-1966年的协同攻关，至1966年5月，绝大部分图稿已完成，编纂团队形成系统方法论，同时培养了一批青年学者。
1960年6月历史地理研究室工作人员合影
三、秉持学术良知、坚守历史真实的编纂实践
1973年图集编纂基本完成，全部图稿送外交部专项审查边疆问题。1974年，以中华地图学社名义出版内部试行本（八册）；1981年起，谭其骧主持对内部本进行全面修订增补，1982年起分册正式出版，1987年八册全集出齐。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内部本
编纂过程中，谭其骧始终恪守“求真”学术准则，强调“唯有符合历史事实，才能立于不败之地”。针对台湾问题，他明确主张“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历史疆域的一部分，但非中原王朝固有疆域”，在总图中台湾与大陆采用同色标识，而与福建同色则始于清康熙年间台湾府设立，充分体现历史真实性原则。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次编绘工作会议纪要
四、学术贡献与时代局限
《中国历史地图集》作为历史地理学鸿篇巨制，共八册二十图组三百零四幅图，收录七万余地名，山川城邑密布。工程历时三十三年，百余名学者参与，堪称学术史诗。图集出版后被誉为“1949年后中国大陆社会科学领域最重大成果之一”，与《甲骨文合集》并称双璧，其学术影响更为深远——1984年美国总统里根访华时，复旦大学将五册本图集作为国礼相赠，现仍收藏于白宫。
其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重构历史学研究的空间维度。图集为历史研究提供了精准的地理坐标平台，印证了“地理为史学研究之钥”的学术论断，使历史经济、人口、战争等领域研究得以具象化呈现，极大提升了史学研究的科学性。
二是奠定现代历史地理学学科基础。图集系统总结了两千余年沿革地理学成果，首次实现历代政区界线的精确考订；突破传统沿革地理局限，将自然地理要素（河流、湖泊、海岸线等）纳入研究，如黄河变迁、洞庭湖与云梦泽演化、彭蠡泽与鄱阳湖关系等专题研究，直接推动《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中科院1982年版）的编纂，标志着历史地理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三是开拓边疆史地研究新范式。图集系统梳理东北、蒙古、新疆、青藏等地区历史政区与民族分布，绘制汉代匈奴、唐代突厥、明代奴儿干都司（考订384个卫所）等关键图幅，弥补了晚清以来边疆史地研究“有文献无地图”的缺憾，为边疆研究提供了可视化学术支撑。
同时，图集也存在时代局限：受“文革”左倾思想影响，统一王朝图幅详于分裂时期；历史地名考订存在学术观点选择的主观性；部分偏远地区（如四川大小凉山）因史料不足，政区绘制未能完全反映历史实际。
该图集自出版已逾三十载，主编谭其骧及初代编纂者多已离世，当年青年学者亦届古稀。但其奠定的学术范式与开创的研究路径，至今仍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基石，彰显了中国学术的传承力量。
[本文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张子旭摘编。原文由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杨伟兵根据邹逸麟先生生前演讲整理，演讲稿曾得邹先生审阅并发表于华林甫教授主编《清代地理志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时值百年系庆，整理者对演讲稿作修订并补充部分相关背景介绍，完整稿详见系庆论文集《承百年学脉，开史学新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学术传统》（复旦大学出版社2025年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