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想，汉代史学家司马迁携带其不朽名著《太史公书》（即《史记》）前往某知名大学历史系应聘，经学术委员会严谨评审后，结果竟是仅能受聘为文员，负责图书室资料整理工作。理由简明扼要：此人未曾发表过一篇符合现代学术规范的论文？！
《太史公自序》竹简。图片来自三联书店公号
这个看似离奇的“穿越式设想”，正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今年7月推出的李开元教授新著《司马迁来到B大历史系》中，所提出的一个引人深思且尖锐的核心议题：
当《史记》这类经典史著在当今学术评价体系下只能被视作“基础研究资料”，而研究《史记》的教授却能凭借“《史记》研究之研究”类的论文声名鹊起，司马迁本人反倒仅能屈就图书管理员之职时——我们是否正在丧失太史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大历史叙事能力？在历史学研究日益蜷缩于专业论文的象牙塔内的当下，我们还能否找回那个曾让历史焕发生机与温度的叙事传统？
《司马迁来到B大历史系》新书首发座谈会现场，图为李开元教授发言
9月6日，《司马迁来到B大历史系》在北京举办新书首发暨“历史应当由谁来书写？”主题座谈会。该书作者、日本就实大学教授暨秦汉史研究专家李开元，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赵冬梅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林鹄研究员三位学者，围绕历史叙事的传统传承、学术评价体制的反思、以及历史学中科学与艺术的平衡等关键议题，展开了一场深度对话与思想交锋。
《司马迁来到B大历史系》书封
“研究与叙事乃历史学之双翼，缺一不可”
在《司马迁来到B大历史系》一书中，李开元教授通过一系列引人入胜的故事与深刻独到的思考，阐述了自己在四十年学术生涯中，如何实现从偏重考据的历史研究向注重人文的历史叙事的转向。他戏称这一转变为“学术立场的转变”，实则展现了一种学术回归：融会文史哲，接续司马迁的历史书写精神。
新书发布暨座谈会现场
李开元在座谈会发言中开宗明义，阐释了这本随笔集的核心关切与书名的寓意。他坦言，“司马迁来到B大历史系”是一则文化寓言，旨在探讨一个尖锐问题：若将《史记》置于当今大学历史系偏重实证研究、强调科学范式的评价体系下，这部以叙事见长的伟大著作能否获得应有的认可？“这种跨越时空的设问，尤其能激发年轻一代对历史学本质的深层思考。”
李开元回顾了个人学术路径的转变。他早期以《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等著作，积极实践计量史学与科学主义研究方法。然而，他逐渐意识到，尽管此类方法提升了史学研究的科学性，却可能导致“学术心灵的枯竭”，使历史失去其固有的鲜活生命力与深厚人文底蕴。因此，他毅然“转向”，从严谨的科学研究拓展至生动的人文叙事，致力于创作《秦崩》《楚亡》《汉兴》等“复活型历史叙事”作品。“这并非对学术研究的否定，而是对太史公开创的历史书写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旨在为历史学收复失地，重振其悠久的叙事传统。”
李开元所著历史叙事三部曲《秦崩》《楚亡》《汉兴》
对于当前历史学术体系中存在的将研究与叙事割裂，甚至抬高研究、轻视叙事的倾向，李开元表达了深切的忧虑：“历史系若不着力培养‘当代司马迁’，将导致职业历史学家集体放弃书写公众可读历史的社会责任，从而留下巨大的文化真空，一度只能由媒体从业者或历史爱好者来填补。”
“但令人欣慰的是，如今这一局面正在改观，越来越多的学院派学者，如罗新、赵冬梅、王笛等，纷纷投身历史叙事创作，其力量已从‘涓涓细流’汇聚成‘滔滔洪流’。”李开元主张重新定义历史学，使其在科学与艺术之间找到平衡，“研究与叙事如同承载历史学的两个车轮，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刺秦：重新认识秦王朝》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5年8月
谈及自身的历史叙事实践，李开元认为其《秦崩》《楚亡》《汉兴》“三部曲”是“兼具可信度与可读性的新型史书”，并非简单的通俗读物，而是立足于学术研究前沿的“历史再叙事”作品，其背后有着扎实的考据工作作为支撑。
对于自己的另一部新作《刺秦：重新认识秦王朝》，他强调历史细节是构建历史真实性的重要基石。书中通过对医学、兵器等方面的细致考据，力图还原荆轲刺秦的历史场景。他认为，司马迁获取生动历史细节的重要途径，包括口述史料的搜集与实地考察，例如与樊哙后人的交往，而非单纯的文学虚构。
“历史叙事的要义在于，在追求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实现艺术表达的完美，既要精准传达历史新知，又要传神再现历史体验，这是一种至高的美学追求。”李开元如是说道。
“伟大的文学作品有时比统计学著作更能深刻揭示历史本质”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赵冬梅教授首先笑言对书名曾有“小小的期待”——她最初以为这会是一部关于司马迁穿越到现代的长篇小说。但她随即肯定了该书的学术价值，认为其通过轻松晓畅的短文合集形式，如同与一位睿智长者的对话，生动揭示了传统历史叙事与现代学术研究之间的显著差异。
赵冬梅结合自身的教学与研究实践，阐述了历史叙事创作的高难度。她认为，历史叙事是一种“整合的历史，整体的历史”，要求作者不仅对特定时代有深入研究，更能将多方研究成果融会贯通，并以通俗易懂的文学化方式呈现出来。“深入浅出的前提是深入理解”，这需要写作者兼具深厚的史学功底与精湛的文学素养，同时对现实社会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积极的参与意识。
《司马迁来到B大历史系》新书首发座谈会现场，图为赵冬梅教授发言
她特别强调了“历史细节”和“历史偶然性”在叙事中的核心地位。对细节的不懈追问能够推动研究向纵深发展，而历史进程往往是多种可能性相互作用后的唯一结果，其中充满了历史行动者在信息有限的情况下，基于自身理性所做出的选择，这些选择交织在一起便构成了历史的偶然性。历史叙事者的责任，在于呈现这一复杂的动态过程，而非简单地给出一个预设的必然性结论。
关于“历史应由谁书写”以及如何看待公众历史传播的问题，赵冬梅持开放包容态度。她认为，学院外的历史写作者同样值得鼓励，但前提是必须秉持谦逊态度，认真研读专业史学成果，并将其作为叙事的坚实基础。同时，她也建议非学院派的创作者及自媒体作者，应在作品中明确标注观点来源与史实依据的参考文献，为读者提供可追溯的线索，“这不仅不会损害创作者的声誉，反而会有所助益。”
作为李开元教授的“得意门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林鹄在发言中指出，现代职业历史学效仿自然科学，追求客观精确，但其所采用的科学语言存在一个致命缺陷——难以表达某些至关重要的历史真实感。
林鹄引用丰子恺游览黄山鲫鱼背的感悟：照片无法捕捉其高险的神韵，而绘画通过删繁就简、艺术夸张，反而能“传神写照”。“同理，精确到厘米的山体数据，远不如‘万丈深渊’四个字更能传达人处险境时的真实体验。这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对小说家巴尔扎克的赞赏，伟大的文学作品有时比枯燥的统计学著作更能深刻、准确地再现一个时代的社会风貌与精神内核。”
林鹄认为，李开元教授呼吁回归叙事传统、师法司马迁，其深层意义在于促使学界反思现代史学模仿科学所带来的利弊，而这需要深入到古今史学哲学基础的层面进行审慎审视。
结合自身跨学科（计算机、人类学、历史学）的研究背景，林鹄也分享了对“历史细节”的体会。他深感掌握的材料越丰富、对细节的把握越充分，对历史的理解就越有可能突破固有的成见，避免陷入空洞的“历史必然性”论断。“即便是同时代人所撰写的传记，在细节描述上也可能存在偏差，因此，对历史细节的批判性考辨和深入挖掘，是获得突破性历史认知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