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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刘海川
在全国出生人口整体呈现下行态势的背景下，湖北省天门市的出生人口数据却逆势上扬引发社会关注。据公开信息显示，2024年该市新生儿数量约为7217人，较2023年实现17%的增长；2025年上半年这一增长趋势持续，同比增幅达5.6%。同期，2024年全国出生人口为954万人，较2023年的902万人增加约52万人，增幅约5.8%。
天门出生人口的显著回升，被外界普遍认为与当地近年来实施的系列生育支持政策密切相关。2025年7月23日，天门市委书记纪道清在《中国人口报》发表文章披露，天门市计划在2024年至2026年期间投入超3亿元用于生育鼓励措施。按照现行政策标准，在天门生育二孩的家庭最高可累计获得各项奖励补贴287188元，生育三孩家庭最高可获355988元奖补，这一金额尚未包含国家层面最新公布的育儿补贴政策。
不过，界面新闻采访的多位人口学专家提醒，总和生育率（TFR）才是衡量区域生育水平的核心指标，单纯的出生人口同比增长17%并不等同于生育形势发生实质性转变。受人口统计口径差异及测算方法复杂性等因素影响，目前天门市尚未能提供权威的生育率数据。
专家分析指出，天门出生人口的"逆势增长"更可能是龙年生育文化偏好、疫情防控政策优化后的生育需求集中释放、人口迁移效应与地方政策激励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育龄群体生育意愿的根本性提升。这一增长态势的可持续性及政策模式的可复制性，仍需通过长期规范的权威数据监测体系及国家层面更大力度的系统性投入来验证。
如何解读"同比增长17%"
天门市位于江汉平原腹地，行政区域面积2622平方千米，户籍人口约160万。 2024年，天门市地区生产总值（GDP）达785.40亿元，在湖北省内排名第十六位。
2023年9月1日，天门市正式实施 《关于鼓励生育的五条政策措施》，政策明确：对生育二孩、三孩且新生儿户籍登记在天门的本地户籍家庭，可享受产假、护理假及育儿假延长政策；由市级财政分别给予二孩、三孩家庭1000元、3000元的一次性生育奖励，并落实生育保险待遇及300元分娩补贴；同时，二孩、三孩家庭可分别申领5万元、10万元的购房认购券。
此后，当地持续加码生育支持政策。根据现行政策框架，除住房认购券外，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还可享受基因筛查费用减免、一次性生育奖励、分娩补助、产假补助（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女职工除外）、育儿补贴等五项奖补。经测算，生育二孩家庭最高可累计获得287188元奖补，三孩家庭最高可达355988元，上述金额未包含国家层面的育儿补贴。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石智雷曾多次赴天门市开展专题调研。他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分析指出，天门市近年出生人口的回升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更可能表现为短期效应，不应简单解读为生育形势的实质性改善。
一方面，2024年作为传统"龙年"具有明显的生育文化偏好，历史数据显示龙年通常会出现出生人口阶段性上升；另一方面，疫情防控政策优化后形成生育需求的补偿性释放，此前因疫苗接种顾虑、婚礼延期、医疗资源紧张等因素推迟的生育计划，在2024年出现集中兑现。同时，天门市政府推出的多维度、全生命周期生育支持政策形成显著政策吸引力，产生"迁移选择效应"——部分长期在外工作生活的本地户籍家庭选择返回天门分娩、办理户籍登记并申领补贴，客观上推高了本地出生人口统计数据。
人口统计学领域通常以总和生育率作为衡量生育水平的核心指标，而非单纯关注出生人口数量增减，因为总和生育率更能真实反映育龄群体的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变化。但据界面新闻从天门市卫生健康局了解，目前当地尚未开展总和生育率的系统统计工作。
石智雷教授强调，讨论总和生育率必须严格遵循统计学的口径一致性原则。总和生育率是衡量人口生育水平的关键指标，其定义为：假设一批妇女按照某一特定时期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整个育龄期（通常定义为15-49岁），平均每位育龄妇女所生育的子女数量。当前总和生育率一般采用常住人口统计口径，分子为统计期内本地常住育龄妇女的活产婴儿数，分母为同期本地常住育龄妇女的数量及年龄结构。根据天门市现行生育支持政策，目前对外公布的出生人口数据主要统计新生儿户籍登记在天门的人数，但新生儿父母是否属于天门常住人口尚未明确。
他指出，当地难以准确发布总和生育率的核心难点在于"分母"统计——即去年生育妇女的常住地信息、人口规模及年龄结构难以精准掌握。首先，天门市外出务工人口比例较高，户籍所在地与实际常住地长期分离，若以"户籍妇女"作为统计分母会包含大量非本地常住人口，导致分母数值虚高；反之，若仅通过一次性摸底调查或抽样统计，人口流动性又可能造成分母低估或年龄结构失真。
其次，统计口径分散也加剧了数据测算难度。在区域人口统计中，统计局掌握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公安机关拥有户籍与居住登记信息，卫健部门保存分娩台账及母亲年龄资料，财政部门则有补贴发放明细，但目前这些跨部门数据尚未实现有效校准与整合。即便医疗系统能够准确记录母亲年龄与分娩信息，若无法与实际居住状态有效关联，仍难以生成可用于计算年龄别生育率的稳定数据序列，进而无法准确汇总得出总和生育率。
基于上述因素，石智雷教授认为，在现有统计体系下，当地发布出生人口"绝对数量"的变动情况更为可行，但据此推断生育水平改善并不严谨。
石智雷特别强调，从长期数据观察，2017年天门市出生人口为18019人，至2023年降至6004人，2024年虽回升至约7217人，仍仅相当于历史高位时期的三分之一左右。
从育龄妇女规模变化来看，2017年天门市育龄妇女约43万人，到2024年降至约40万，降幅约3%–5%，但出生人口数量却下降约三分之二（约65%）。这表明，当前生育问题的实质在于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的系统性转变，而非单纯的育龄妇女规模缩减所致。
鉴于目前缺乏以常住育龄妇女为分母的连续追踪数据，他建议引入第三方学术团队开展长期、独立、规范的调查评估，准确区分政策净效应与统计口径或短期冲击造成的波动，以科学判断天门生育支持政策的真实效果及其可持续性与可复制价值。
“天门经验”的可复制性探讨
天门出生人口"逆势增长"现象引发跨区域、跨部门的调研热潮。近日，民建黑龙江省委会人口医药卫生委员会主任、民建鸡西市委会主委李秋红率队，带领民建省委会"提高人口出生率"课题组专程赴湖北省天门市开展专题调研，旨在借鉴当地政策实践经验，为破解人口发展难题、探索生育支持路径提供实践参考。
针对"天门经验"的可复制性，人口学者、育娲人口智库执行长黄文政分析认为，天门市公布的出生人口同比增长数据确实反映出出生率的明显上升，但对生育率提升的解读需要更为审慎的分析框架。
黄文政向界面新闻指出，短期内育龄妇女人数变化相对平稳，因此区域年度出生人口增幅可近似反映生育率变动幅度。例如，天门市2024年出生人口较2023年增长17%，初步推算生育率提升幅度约15%左右；若考虑育龄妇女人口总量下降因素，实际提升幅度可能更高，显示政策对生育行为的拉动作用。
不过，他同时提醒，天门数据可能受到人口迁入因素影响。按照当地政策设计，新生儿只要在天门落户即可享受相关福利，这促使部分原本计划在外地产子的家庭回流，客观上放大了增长幅度。“这种情况下，统计数据可能高估本地生育率的实际提升，但同时也证明政策本身具有较强吸引力。”黄文政表示。
但黄文政也指出，地方层面的补贴政策虽能产生短期效果，但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后其边际效应将逐步递减，因为全国作为封闭系统，人口迁移带来的额外增长效应将不复存在。同时，多数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有限，缺乏持续投入的动力。他强调，解决低生育率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央政府的系统性介入。
他此前的研究测算显示，一个地区若投入相当于GDP的1%用于生育支持，大致可提升0.1的总和生育率；而当前中国整体总和生育率仅约1.0，要回升至人口更替水平（2.1）至少需要十倍以上的投入力度。天门市计划在2024年至2026年投入3亿多元用于生育鼓励，以2024年785.40亿元的GDP计算，这一投入比例仍显不足。黄文政直言，从长期目标看，生育支持支出占GDP比重需达到5%左右，才能实质性扭转低生育率趋势。
但他认为，这样的投入规模并非不可承受。中央政府拥有更雄厚的财政实力与多样化金融工具，例如通过发行长期国债等方式集中投入，既能支持家庭生育养育需求，又能在当前经济环境下刺激消费、优化收入分配。“这是对未来人口与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投资，而非单纯成本支出。”黄文政强调，儿童不仅代表当前消费需求，更孕育着未来的创新潜力与经济增长动力，只有在全国范围内构建长期稳定、跨代际的制度保障体系，才能形成真正有效的生育支持政策闭环。